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放開，人們對家政服務員的需求量日漸增強。

為進一步規范家政服務市場，國家標準委于2015年7月6日發布《家政服務母嬰生活護理服務質量規范》（以下簡稱《規范》）和《家政服務機構等級劃分及評定》兩項國家標準，對母嬰生活護理服務質量和家政服務機構劃分進行規范與界定。兩項“國標”于2016年2月1日起正式實施。

家政服務行業“服務無標準、評級不規范”的現象一直飽受詬病，此次“國標”實施能否改善評級無序的狀況，實施三個月以來的落地效果又如何？連日來，記者通過走訪門店、致電咨詢以及網絡檢索等方式進行了調查。

“國標”陽光能否照進現實？

根據《規范》，母嬰生活護理員，也就是俗稱的“月嫂”應為18~55歲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女性，并具備相應的服務技能。其中，母嬰生活護理服務從低到高依次分為一星級、二星級、三星級、四星級、五星級和金牌級六個等級。

《規范》對不同等級“月嫂”應具備的技能要求進行了詳細規定。以“金牌月嫂”為例：需在從事過五星級母嬰生活護理服務基礎上，通過相應培訓并合格，取得高級家政服務員、高級育嬰師、中級營養配餐員資格證書（或同等級的相關資格證書），具備48個月以上的母嬰生活護理服務工作經歷，至少累計48個月客戶滿意無投訴，并在產婦護理和嬰兒護理等方面具備相應技能。

然而采訪中記者發現，不少中小型家政公司仍在延續此前“各自為戰”、“公司說了算”的評級標準，“皇冠月嫂”、“首席月嫂”、“明星月嫂”等頭銜在技能經驗、從業年限、所持證書、客戶反饋等具體考量指標上與“國標”并不統一，多數“金牌月嫂”難以達到持有“三證”的“國標”要求。

記者檢索資料發現，一些省份已經有關于家政服務業地方標準和規范出臺，而很多家政公司、培訓機構、行業協會也制定了各自的標準。“不同標準間存在重復，各自為政”。業內人士王劍輝告訴記者，“規范化、標準化是家政服務業的發展方向，但是家政服務個性化的東西太多，需要根據不同類別細分，規范難度較大。”

“簡單的如，小時工的抹布怎么疊放、如何使用；復雜的如，‘月嫂’對產婦的惡露護理，16根棉簽如何使用，僅產褥墊的動作就有20多個。”專門進行家政服務培訓的北京管家幫培訓學校校長曾麗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家政服務行業技術含量很高，操作流程和標準的規范化卻難以規范。

人才來源與素質成重要瓶頸

家政服務“國標”制定后對從業者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國標”落地難與人才來源和素質存在很大關系。事實上，人才來源已經成為制約家政行業服務水平提升的重要瓶頸。

根據教育部等9部門于2014年7月3日公布的《關于加快推進養老服務業人才培養的意見》，我國將積極探索養老服務本科層次職業教育，鼓勵引導高校設置養老服務相關本科專業。我國已相繼有20余所中等專科學校和近30所高等職業學院開設了家政專業。

然而曾麗告訴記者，目前很少有家政專業的高校畢業生愿意從事一線工作。她回憶說，此前曾與一所女子學校的家政專業師生合作，實習結束后，40多名學生只有3人選擇留下，而且都是從事管理工作，并不愿意進入家庭服務。曾麗透露，目前家政服務業管理層中具備大專以上學歷并有相關從業經驗的人很少。

“能達到高中畢業就不錯了。”曾麗說，目前家政服務行業從業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學習能力較弱。北京市家政服務協會數據顯示，目前北京保姆中，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占92%，大部分來自農村。曾麗坦言，現實中能夠考取“三證”的從業者少之又少。于是為了達到標準，相應的假證服務悄然興起。

記者在淘寶網上檢索發現，《規范》提及的“金牌月嫂”“三證”，均能找到相關賣家。其中，高級家政服務員證書，售價1000元，3~6個月出證；高級育嬰師證書，售價1700元，4個月出證；中級營養員證書，售價850元，一個半月出證。

“職業化才能規范化”

根據《家庭服務業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家服機構或家服人員應當與消費者簽訂書面合同，而在當前的家政服務市場，雇主、家政公司和家政人員間的關系模式仍不規范，很多屬于中介模式和自主對接模式。資料顯示，其實際簽訂合同率不足5成，且多數中小型家政公司與服務員簽訂的是勞務合同而非三方合同。

“不改變家政服務人員社會地位低的問題，很難從根本上提升服務質量，穩定家政服務人員隊伍。”長期從事家庭服務業研究的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教授劉明輝告訴記者，家政服務行業從業者缺少立法層面的保護，應制定家政服務行業的特殊勞動保護標準。

比如，建立家政服務行業特殊的工時標準，保障從業者休息休假的基本權利；建立行業的最低工資標準；在勞動安全衛生方面予以保障；設立工傷險等等，“這樣才能讓這個行業吸引年輕人”。劉明輝認為，目前家政服務行業年輕人斷檔，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職業認可度不高。“家服行業要先職業化，才能規范化，要通過立法倡導公眾觀念的轉變。”

“哪怕少給我錢，也別給我臉色。”劉明輝向記者介紹，在調研中發現，一些家政服務人員即使工資漲了也不愿意干，就是因為雇主家庭缺少尊重和平等的態度。“建立和諧的雇傭關系、先進的家政文化，仍然需要社會給予更多的引導。”劉明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