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共享經濟，就是讓你坐上車，然后堵在路上。”北京一位市民在微信朋友圈發出的這一感慨，引發了共鳴。

而滴滴出行的總裁柳青，在一次論壇上大談“互聯網+”給市民帶來出行便利的時候，也遭到一位廣州聽眾的質疑：“請您解釋下這樣一個問題，原來廣州是早晚高峰堵車，現在滴滴優步出現后，為什么幾乎隨時都是高峰？”

這樣的現象，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常見。

科技改變生活，這已是常識。近年來，“互聯網+”的趨勢潮流開始盛行，生活中的一些細節很多被“互聯網+”顛覆與改變，但從目前國內的發展來看，一些事物在具有創新進步意義的同時，也存在一些不得不說的弊端。這些弊端與進步如影隨形，一些原本帶來便利進步的技術，在實際運行中卻變了味，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背離初衷的趨勢，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互聯網+”的利弊之惑。這其中，與民生相關的交通表現得尤其明顯。

被逼出來的智能出行第一鎮

柳青曾經在美國投行工作，她之所以毅然回國投身于處于創業起步階段的滴滴出行，是由于兩次親身經歷。

一次，她要去和一位政府負責人談事，從北京的上地出發，先是遭遇無車可打，又歷經主干路大堵車，半小時無法挪動不得不改乘地鐵，從地鐵口出來后，為趕時間，在雨中她身穿禮服坐上一輛黑摩趕到約定地點。此時，那位政府負責人已經等了她20分鐘。

第二次，是公司一位人事部門的高管向她提出辭職，原因是懷孕了。柳青說這是好事，我們公司的福利制度你清楚，完全可以享受高福利的產假回來再上班啊！但對方無奈地說：“公司在上地，而我家在南四環，懷了孕是萬不能擠地鐵的。而打車不是打不到，就是堵在路上。”

“這兩次經歷，堅定了我要加入滴滴出行的團隊。”柳青說。

“互聯網+”確實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出行難題。家住立水橋的一位北京市民，深感網絡約車服務給自己帶來的便利。他居住的地方是城鄉結合部，距離地鐵較遠，每到早高峰就有寸步難行的感覺。“那種感覺很痛苦，走到地鐵20分鐘，公交半小時一趟，出租車又不過來。”

網絡約車服務興起后，坐在家中一部手機就可以約到合適的車，解決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兩年多以前，央視拍攝的新聞短片《跨省奔波的上班族》，讓不少人關注到了燕郊族的雙城生活，特別是對白發老人替孩子排隊擠公交的鏡頭印象深刻。如今，兩年時間過去了，科技正悄無聲息地改變著燕郊族的出行方式。

滴滴出行和第一財經商業數據中心聯合發布的《知道——華北城市智能出行大數據報告》顯示，作為環北京15個衛星城之一，燕郊已經成為中國名副其實的智能出行第一鎮。過去一年，燕郊地區的智能出行總量呈爆發性增長，月均增長率達到了57.8%；而燕郊族早晚高峰的出行時間分別為6時50分和18時到21時之間。

“在城鄉結合部，網絡約車技術模式確實貢獻很大，燕郊可以說是被逼出來的智能出行第一鎮。”滴滴出行相關負責人稱。

安全擁堵等問題隨之而來

網絡約車的流行，在改變人們生活的同時，另一個問題隨之而來——如何保障乘客安全？

“我被惡意恐嚇了！”常用網絡約車的孫倩，接到一個令她有些心驚肉跳的電話。電話那頭，是曾送他到家的司機。原來，由于等待時間過長，加上司機不認識路，讓她原本20分鐘就能到家的車程足足用了近1小時。感到不愉快的她給司機點了個“差評”，卻招來司機夾雜著粗話的炮轟電話。

被司機“騷擾”，成了一些乘客的共同經歷。點開司機的評價頁面，盡管系統對乘客的手機號進行了部分屏蔽，但由于司機和乘客通話時手機頁面上顯示著雙方的號碼，部分司機一旦發現自己有了“差評”便可以輕易找到顧客。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司機還會惡意騷擾女乘客，加對方微信進行性騷擾。

除了安全，人們還發現，原本為了解決擁堵的網絡約車，卻讓城市越來越堵。

“現在很多人來北京開網絡約車，用的是外地車牌。之前早高峰是早上7時到9時，現在卻幾乎沒有不堵的時候，私家車都上街了，能不堵嗎？”一位出租車司機對記者吐槽。

而乘客陳斌也印證了這一說法，他說外地車牌早9時以后解除限行，之前他為躲早高峰9時左右出門半小時可以到公司，現在他發現即使早9時出門，要一個小時才可以到辦公室。他認為就是因為網絡約車，特別是外地車牌的私家車上街造成的。

除了交通，包括“互聯網+”帶來的大數據，也存在利與弊的交鋒。

“大數據帶來的就是個人信息的泄露。平臺方收集了消費者所有的消費習慣，那么就會存在安全隱患。”

沒有約束的科技是危險的

在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教授李俠看來，沒有約束的科技是危險的。“任何時代人的認知都具有時代局限性，我們沒辦法預先把所有的不確定性消除，這就意味著總有一些沒有預料到的事情會出現——如果是好的，倒也無妨；如果是惡的，其影響就很難消除。而且隨著研究的深入，這種可能性不是變小而是變大了。為此，預先設置一些高于當下實踐要求的倫理規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未來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危害。”

但在一些互聯網的信徒看來，正是技術的出現才會促使問題的解決。“這就是‘倒逼’效應，可以帶來便捷的技術為何不用？至于制度法律那是社會系統的事情，技術不應該承擔責任。”一位互聯網從業者如此認為。

李俠也認為，規范與實踐的矛盾正是推動科技發展的一種內在動力。通常來說，規范都是來自于過去經驗的總結與提升，一旦形成就具有穩定性與保守性，而研究實踐則是開放的與動態的，并保持著永遠向前的勢頭。如果規范的進步速度遠遠趕不上研究實踐的步伐，僵化的規范就會成為研究的障礙。

事實上，伴隨“互聯網+”的全面推進，一些技術規范和政策法規應及時調整。“現在的問題是需要給‘互聯網+’立下規范，不能讓其裸奔前行，野蠻發展。”李俠如是說。

“科研人員有義務、也有責任為減少網絡技術使用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規范網絡行為作出貢獻，制訂中國互聯網從業人員的自律準則。” 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李真真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