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門戶網站已經成為“傳統媒體”,移動終端將瀏覽、社交、購物、理財等諸多功能集于“一掌”之時,移動互聯時代的輿論生態,也早已打破了傳統定義,以“跨界”和“混搭”的姿態再度洗牌,影響并重構著輿論場域乃至傳播生態的格局。
更分散、更自我、更多元,同時也更聚合、更交互、更精準。觀照移動互聯時代的輿論生態,就在這樣看似矛盾的判斷中,迎來更深刻的改變。從本期起,新媒體版推出“移動潮中的輿論生態”系列報道,從結構、形態、需求以及規則等多個維度去梳理移動互聯時代的輿論生態,在探索中揭示規律、激發思索、凝聚共識。
——編 者
截至2014年6月底,手機網民規模首超傳統PC網民,成為去年中國移動互聯網的大事件。
與此同時,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時間也在增加。每天上網4個小時以上的重度手機網民比例高達36.4%,相比2013年增加了16.4個百分點。
隨之而變的還有網民結構。由于地理條件受限等原因,光纖入戶在西部地區和部分農村地區還無法完全實現,而移動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為這些地區的人們進入網絡世界提供了更便捷的可能,“這不僅事關‘數字鴻溝’,更事關政治平等、經濟平等、文化平等、社會平等,我們沒有權力把任何人關在信息社會的大門之外。”國家網信辦副主任彭波說。
從PC端到移動端,不僅是網民獲取信息的渠道、接觸的內容發生了改變,由此引發的輿論生態結構之變同樣引人思考。
從“廣場喇叭”到“圈子傳播”
微信輿論不會像微博那樣出現“井噴”式的強烈外向型傳播,它更趨向于“竊竊私語”式的暗流涌動
2014年10月22日,新浪網總編輯陳彤宣布離職,并于隨后加盟小米公司。很多人將這一事件看作是門戶網站時代的結束,而由陳彤一手締造的新浪微博,也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到來后漸入寒冬。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整體微博用戶規模同比減少9%。
作為過去幾年中國最大的輿論聚集平臺,雖然新浪微博的移動端用戶數、發帖數逐年遞增,但歸根結底,它仍是一個傳統互聯網與移動互聯網的混合體。而作為微博強大競爭對手的微信,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移動互聯網產品。
2012年8月,微信公眾平臺上線,微信輿論場開始形成并極速擴張體量。資料顯示,目前微信平臺的公眾號數量已達700萬個,相較于全國報紙的1000家、雜志的2000家,這已經是個天文數字。
相比“廣場喇叭”式的微博輿論場,微信輿論場更像是由一個個“獨門小院”構成,而這些“小院”之間又有眾多“小路”相聯通,形成一種“圈子傳播”。有學者認為,微博輿論實質上是“大V”等意見領袖推動的“精英傳播”,普通網民很難實現輿論參與的廣泛民主,而微信基于“朋友圈”的傳播方式可以將“大V”拒之門外,普通網民在“圈子”內的發言、評論、點贊更能體現獨立思考與自由表達。
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姜奇平認為,微信輿論場的傳播方式實現了“去中心化”,“這種輿論結構是靠朋友之間的信任關系建立的,傳播速度雖不如微博迅猛,但傳播效率非常高。”
而在人民網輿情監測室主任分析師劉鵬飛看來,微信的出現使得輿論發生了由“顯”到“潛”的變化,“微信輿論不會像微博那樣出現‘井噴’式的強烈外向型傳播,它更趨向于‘竊竊私語’式的暗流涌動。”劉鵬飛說。
微信的廣泛應用使得其在整個網絡輿論場中的角色也發生了轉變,相較于初期以社交、生活類信息為主的內容,如今的微信開始越來越多接觸公共事件,并逐漸成為“輿論起點”。
去年6月,豫皖交界一處麥茬地發生火災,安徽網民李某發朋友圈稱“河南消防人員只對本轄區內的火進行了撲救,對安徽轄區未施救。”李某朋友@楊自由在看到這一信息后將其轉發至微博,該信息迅速發酵,并引發了豫皖兩地媒體的“口水戰”,而事件真相至今未有定論。
有專家指出,微信作為“輿論起點”,其信息的客觀性、可信度都難以得到保證,“不同人群的隱性輿論圈子大量出現,但同質化程度高,相互核實印證少,加上部分人的責任意識不強,不實信息就可能會在私密平臺向公共平臺的信息傳遞中產生。”劉鵬飛說。
為移動輿論場注入正能量
有傳統媒體背景的公眾號將傳播功能與網民興趣結合,實現了媒體與民眾在移動互聯網上的共鳴;而政務微信則主打“服務牌”,成為聯接政府與民眾的高效平臺
順應從“廣場喇叭”到“圈子傳播”的網絡輿論生態之變,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媒體“國家隊”開始發力,積極為移動輿論場注入正能量。
人民日報微信等新媒體平臺本著“參與、溝通、記錄時代”的理念,在移動輿論場中頻頻贏得好評。《看“習大大”如何譯成英文》《習大大談時間管理:年輕人不要老熬夜,做到12點就去睡覺》等一系列朋友圈“刷屏文”,均出自人民日報新媒體團隊之手。這些文章“直戳”移動互聯網時代人們的興趣點,由一味說理變成兼具說理性與趣味性,不但為移動輿論場帶來清新之風,也使“國家隊”新媒體在移動網絡上站穩腳跟。
與此同時,以“俠客島”“學習小組”為代表的時政類微信公眾號,也在移動輿論場中逐漸占據一席之地。這些微信公眾號敢于發聲,文風清新活潑又不乏思辨,善于從受眾意想不到的角度解構問題,在一些重大事件中,他們的文章往往能夠起到匡正輿論視聽,傳遞主流民意的作用。
“俠客島”由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幾位年輕記者主持,上線11個月以來,“粉絲”量已接近30萬,文章平均閱讀量在7萬至8萬,用戶“打開率”非常高。
姜奇平指出,諸如“俠客島”一類的有傳統媒體背景的公眾號,從話題上做到了“大小結合”,將傳播功能與網民興趣進行了巧妙結合,實現了媒體與民眾在移動互聯網上的高度共鳴。
而作為政府部門在移動輿論場上的“發言人”和“收音器”,政務微信也在2014年迎來了快速發展。據了解,去年全國共開辦近6萬個政務微信公眾號,它們多數主打“服務牌”,將辦事大廳搬上手機屏幕,人們動動手指,即可辦理查詢、預約、投訴等業務。去年11月,人民日報客戶端政務發布廳上線,這不僅是一個最具公信力的移動政務發布平臺,更是一座黨政機關與老百姓開展“指尖對話”的互動橋梁。
在人民網輿情監測室主任分析師陳寧看來,政務類新媒體的這些嘗試從客觀上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把許多基層矛盾化解在源頭,真正做到了“線上溝通、線上解決”。
完善移動互聯“鄉規民約”
相比微博輿論場,以微信為代表的移動輿論場缺少自凈化和對沖機制,其自我糾錯和自我澄清能力不足
以微博為代表的“廣場式”輿論場曾經歷過自己的“黃金時代”,也因謠言泛濫、用戶結構趨于單一等原因進入了消沉期。互聯網時代的每一個“新生兒”,都需要善加培育,因勢利導。
對于以微信為代表的移動輿論場,需要針對其傳播特性“對癥下藥”。
“因為是基于熟人社交的輿論場,封閉性較強,微信上的內容同質化傾向嚴重,有時候微博上的謠言早已被澄清,而微信上仍在瘋傳。”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祝華新認為,相比微博輿論場,以微信為代表的移動輿論場缺少自凈化和對沖機制。
姜奇平也認為:“微信輿論場的自我糾錯和自我澄清能力不足。”
“中國人需要適應手機上的集體生活,網民要適應移動輿論場的‘公序良俗’。”祝華新說,一方面,移動網民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的媒介素養;一方面,移動平臺也需要定規立制,進一步完善移動互聯的“鄉規民約”。
劉鵬飛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目前來看,微信輿論場并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新秩序,管理者應出臺更為細化的管理規則,微信可以借鑒新浪微博的社區公約。”
與微信朋友圈輿論場相比,微信群輿論場更加封閉與私密。劉鵬飛認為,微信群的動員能力相當強,群內成員往往具有高度的目標一致性。微信5.0版本后放開了群人數限制,目前可以輕松升級為百人群。而這一點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很容易造成不良后果。這一點,需要高度警惕。
對于網絡輿情的研究者來說,微信輿論場的高度封閉性,使其難以像在微博平臺上那樣方便地抓取數據、分析案例,“我們對于微信輿論場的研究很多還是基于經驗層面的”,祝華新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一旦議程設置被惡意操縱,可能引發整個微信輿論場的失衡無序。
移動互聯時代,對輿情的應對要更加注重即時性。如何做?彭波提出的“三個同步”指明了方向:“信息披露與事件發生盡量同步,情緒疏導與時間進展盡量同步,媒體解讀與輿情研判盡量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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