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工農兵學員同校
恢復高考后的1977級大學生,曾與最后兩屆工農兵學員同校,對這個被獨特地稱為“學員”而不是“學生”、多了一層軍事集體色彩的群體,有了些表面上的觀察。
當年的工農兵學員,曾經是令人驕傲的稱呼,《工農兵學員之歌》曾在當年的廣播電臺和年輕人中傳唱,節奏鏗鏘:“迎著燦爛的陽光,肩負黨和人民的希望,我們工農兵學員,來自祖國四面八方。”
在當時的北京廣播學院, 1975和1976級的工農兵學員,與1977級之后的學生交際有限,主要是在食堂、澡堂等場合。那一刻,雙方在同一個舞臺,演著兩套劇情,一邊行將謝幕,一邊剛剛登場,那是一代互相認知最陌生的校友,彼此都缺乏互動的熱情,所有讓“學員”與“學生”漸行漸遠的時代符號,在1978年年初的校園里,飄舞在教室、宿舍和人們心里。
廣播學院的一部分工農兵學員,是成建制地來自中央廣播文工團,他們年齡相仿,做派成熟,還帶著工資上學,不像1977級學生那樣老少懸殊、貧富不均。印象較深的就是,與后來高考入學的普通學生群體相比,工農兵學員中,解放軍人數比較多,尤其是在清華、北大、北理工這樣的綜合性學校,常常能看見身著陸海空三軍服裝的現役軍人,活躍在校園里。后來,除軍校外,雖然在77級和78級地方大學的學生中,也有少數現役軍人,但已經不具規模,而近些年來開始的“國防生”制度,則是另外一回事。(從軍隊的視角,政府教育部門所管轄的大學統稱為“地方大學”,哪怕是一所國際名校)有報道說,北京廣播學院76級學員、央視退休播音員敬一丹等出書《我 末代工農兵學員》,將一個老話題,引入當下全新傳媒輿情平臺上翻炒,呈現在尙存緬懷的老一代人與對此幾乎不知的00后新一代人面前。依照一般的情形,現在凡是大張旗鼓地回顧自己當年工農兵學員經歷的人,往往是在后來的高考中,又考上了研究生,為自己重新考回了自信,也有了懷舊的本錢。
常去解放軍采訪的五年
讀到不久前《解放軍報》的一個專版,是為新設立的“海軍日”而作。多年不曾看的這張報紙,在少年時所居住的軍隊大院里,家家戶戶都能看得見,許多人都熟悉那款字體漂亮的報頭。(近日,北京阜外大街解放軍報社那座經典的辦公樓不見了,新的大樓正在施工)改革開放后,那一批年輕的新聞工作者,在所向往的新聞單位中,除了中央電臺、人民日報等,還包括這張報紙。當然,非軍籍畢業生要想獲得在這里工作的機會,甚至比進新華社更難,基本不可能。
作為一個地方電視臺的記者,卻喜歡參加軍隊題材的新聞采訪活動:聽《中國青年報》軍事部記者講軍營老故事,他是一位現役軍人,在1955年后晉升少校軍銜;送所采寫的新聞稿刊登在《解放軍報》科技版,內容是“金屬切割新技術”;在《中國體育報》發表解放軍軍事五項體工隊專稿,因為寫到了一位有爭議的大隊長,引得其所在單位派人去報社理論;擔任聯絡駐京部隊電視新聞采訪的通訊員,通訊錄上記滿了以“814”等數字開頭的軍線電話號碼;一次次去京西賓館、旃檀寺、紅山口等軍事管理區采訪會議,其中一些題材根本不適合在地方新聞單位播出,倒是北京衛戍區的新聞活動正好應景;在滿是橄欖綠軍裝的部隊會場和餐廳里,領略如“總參”這樣稱謂的大單位、那些曾在1955年授銜時“將星云集”的大首長的氣度;去北京祿米倉胡同,走進總后軍需裝備研究所,領略解放軍各個年代軍裝的變革;在北京西三環海空軍機關大院,走近“三角大樓”、“黃樓”,在政治部、軍訓部的錄像室里,從一盒盒錄像帶里,選擇電視片素材;聽已經撤銷建制的鐵道兵、基建工程兵的轉業老戰士和文工團員,講述榮光歲月......
現在,面對《解放軍報》“海軍日”專版,更聯想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海軍部隊采訪的經歷:當時要制作一部紀錄片,名叫“萬里海疆軍民共建精神文明”,攝制路線從北京出發,經海軍廣州基地、汕頭水警區到青島基地,再到浙江寧波東錢湖邊的東海艦隊領導機關,以及舟山群島岱山島上的海軍航空兵某團。登上那些獵潛艦登陸艦,那些巡邏艇交通艇,還有渤海邊的潛水艇,與海軍士兵們在海邊夜晚共飲,聽濤聲徹夜不息。記住了與海軍營區有關的街巷:水電路、館陶路......
1980年,讀到一本書名為《萍蹤識小》,由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廣播電臺內部發行。這座廣播電臺,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它的呼號代表了一種戰地氛圍。恢復高考后的北京廣播學院,在最初幾屆新聞系學生心中,有著兩個經典的電臺名稱:一個是戰爭年代的陜北延安新華廣播電臺,一個是和平年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廣播電臺。對于“戰地記者”生涯的想象與好奇,還體現在一堂課上:授課者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軍事部的一位記者。其實,但凡是有過軍事和戰場采訪經歷的記者,幾乎沒有人不以此為榮,不論是采訪軍事演習,還是赴海外沖突地區;不論是在邊海防前線,還是隨艦隊遠洋航行,親歷者每每津津樂道,滔滔不絕。
這個年輕人,盡管大學畢業分配很不如意,但他仍想方設法在那個低矮的平臺上,豐富自己的新聞工作閱歷,完成了在經濟、時政、科技、軍事、文化多個領域的跨界旅行。他不禁想起,當年那個別占據了“中央三臺”等中央國家機關最優質工作資源的人、那將“廣播學院”的品牌價值為自己和家族用到了極致的人、那被老師多重照顧的人,還想起幾十年后,到底該怎么看待新聞系“好學生”的標準......
上海的街燈
夜晚,應朋友邀請,在上海中山東一路6號吃飯。這座老房子建于1897年,是外灘現存的最古老的房子之一,原為中國通商銀行,是盛宣懷創辦的國內首家商辦銀行。常州風味的菜肴精致多彩,新鮮美味,百年老屋里晶瑩的燈光,好像照耀著樓里旋轉樓梯盡頭的往昔時光。隔著有著锃亮黃銅窗欞的窗戶,看到黃浦江兩岸霓虹閃爍,這座老樓如同江流的航標,在已經過去了的上一個百年和下一個百年之間,豎立分界線。
第二天,在上海展覽中心開會,對這座經典建筑很感興趣。北京展覽館與它幾乎是一張圖紙建設,但是被“動批”依偎著,又靠著動物園,于是就形成了不夠光鮮的品牌形象。關于上海展覽中心的介紹說:該館“建成于1955年,原名‘中蘇友好大廈',是上海的代表性建筑之一,也是50年代上海市建造的首座大型建筑,與北京展覽館一樣同屬俄羅斯古典主義建筑風格。上海展覽中心所在地原為英籍猶太人哈同的私人花園愛儷園,俗稱哈同花園,哈同與其夫人羅迦陵相繼去世后,太平洋戰爭爆發,被進入公共租界的日軍侵占,幾經戰亂哈同花園逐漸荒廢”。望著上海展覽中心大門上方的五星,有人會聯想到蘇聯歌曲,這座建筑位于上海靜安區優勢地段,它與靜安寺、嘉里中心、香格里拉酒店等不同時代建筑,像雕塑一樣標注著數百年的變遷歷程,主樓上的尖塔,正回望著俄國“十月革命”過去的100周年。
又一個夜晚,在上海徐匯區瑞平路53號101室,博世上海創意體驗中心啟動了。現場的宣傳圖板上,是巨大的“里弄”兩個字和拱型街圖,一行字這樣寫:“里弄,上海人在這里談生活、聊世界,里弄代表著中西文化的精彩碰撞”。在里弄的注視下,徳國企業的產品和生活方式,與上海人對精致城市模式的追求,驅散了初冬的寒意,融匯成名師大廚手下美食的濃香與暖流。上海作為東方的百年展臺,有多少時尚前衛精英潮流穿越,此刻,百年的博世品牌,手搭在上海老城的里弄肩頭,開始跳一曲圓舞,優雅多姿,舒展瀟灑,不遠處的黃浦江正久久地圍觀賀彩。
這幾天正是學生開學的日子,恰好走進卓美亞喜瑪拉雅這座與美術館相連、滿是藝術元素的酒店,看到了大堂里這樣的幾幅油畫,作者是景柯文。油畫中的學生和士兵,有著那個遙遠年代的服裝和物品,更有著那個年代的目光,耐人尋味,這些畫在表現著什么?曾在南京路步行街的觀光車上,看到這樣一行字,概括了海派春秋幾百年:“每一代都是一個時代”。看著直抵江畔的無數座老屋新樓,想象著從西洋人開埠直到“蘋果”手機問世后,走過這里的紅男綠女熙攘人群,再多的感慨和再多的語言,有哪一句能勝過上面這一句?盡管這一句話,有人似乎也覺得是一句廢話……
丹麥音響里的《我為偉大祖國站崗》
也許因為丹麥人生活的地方,極其安靜而只聞天籟,那里才誕生了世界頂尖音響制造商丹拿。據說,全球60%的電影的音響是由這個品牌的設備錄制的。7月的一天,在北京復興門外大街,丹拿品牌的專家、一汽大眾的汽車音響工程師和中國著名的錄音師,共同來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一間錄音棚,主辦了一場音響教育課,名為“聽見感動!”炫聲樂隊表演了人聲伴奏合唱,還播放了武警部隊合唱團的演唱。就是在這里的裝備了丹拿音響的錄音棚里,這支國內最優秀的男聲合唱團,錄制了那首氣勢恢弘的大合唱《我為偉大祖國站崗》:“手握一桿鋼槍,身披萬道霞光,我守衛在邊防線上,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許多年前,北京廣播學院的這個學生走進這座大樓,開始在中央電臺編輯部和中央臺陜西記者站做畢業實習。他的書包里裝一本《西行漫記》,足跡從北京到西安、再到延安,從大雁塔、興慶公園、西安交大到華山峰頂氣象站。當年的電臺蘇式老樓,巳經改作機關辦公樓,雖然重新裝修,不過格局仍舊,氣息仍舊,一個個曾閃過昔日人影的窗口仍舊,夕陽照耀下的庭院仍舊。還記得,頂樓那座閱覽室里淳厚的氣息,“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播節目”辦公室的燈光,從警衛森嚴的播音室傳出的聲音。
鏡頭內外的戰地
美國電影《獵鹿人》是一部經典作品,這部電影的上映時間,恰好是在中國人迎來大變革的1978年。1979年,它獲得了多項奧斯卡獎。
這部影片以越戰為背景,講述了三個過去常一起打獵的好友在戰場被俘后的不同命運,刻畫了戰爭對人的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摧殘,發人深省。特別是,片子里的角色用左輪手槍對準頭部扣動扳機的那個鏡頭,讓許多人難忘。最初看到這部電影的錄像片,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那時,在這部電影上映的次年,北京電視臺成立了,而中央電視臺也改變了原來的“北京電視臺”的名字,再后來,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也不再用“北京電臺”的老呼號,避免了與北京市的人民廣播電臺混淆。這段時間,幾乎成為全國各地方電視臺的創辦元年,通過外經貿部“中儀”公司,大批廣播級和專業級電視攝像設備,不斷從日本等國家進口,“BVU”和“VO”這兩個縮略詞,大四分之三英寸、小四分之三英寸、安陪公司的一英寸錄像帶,第一代攝錄一體機,1800、1820等型號,這些技術名詞被電視臺工作人員和廣播學院攝影系學生掛在嘴邊,顯示著身份。索尼公司、JVC公司、松下公司等的廣播電視設備,成為蓬勃興起的電視聲像行業的標配。如同年少時,看到在首都體育館舉行演出時,推著三角架上的攝像機、頭發戴著耳機的攝像師,顯得高貴又神秘(后來到電視臺工作后,才知道這并不算什么)那時候,北京電視臺由于裝備不夠,為了拍攝一些電視片,還要向駐京部隊、國務院各部委、大專院校的電視制作部門求助。而《獵鹿人》這部電影,就是在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的一間電視錄像室看的。當年的朋友都已遠去,只有這部經典仍在。
近日,有朋友在贊揚電影《血戰鋼鋸嶺》,據說它的故事背景是二戰期間美軍在太平洋戰爭中,進攻日本沖繩的戰役。閱讀著關于這部電影的介紹,聯想到數月前在塞班島旅行時的見聞,那片曾發生血腥戰斗的海洋與島嶼,那些戰爭的遺跡。在距離地球最深處馬里亞納海溝不遠的地方,軍人與武器書寫著歷史,種族之間以大洋為舞臺展開世紀決斗。那些日軍當時的工事和武器,那些美軍紀念館里的展品,那些具有歷史意義的新聞照片,耐人尋味。從大西洋到印度洋,從波斯灣到馬六甲海峽,懸掛星條旗的軍艦到處游弋,包括尼米茲級核航母,還有從塞班島望出去、正在國際日期變更線附近停泊的補給艦,冷峻的幽靈一樣,讓人立刻想到“帝國”和“霸權”這兩個詞。
難忘這三個地方
懷德納圖書館:從外部看哈佛大學是一種風景,而進入這個學校的建筑物內部去看看,更是一種風景一一比如哈佛圖書館。哈佛大學有幾十座圖書館,知名度最高的是懷德納圖書館(WIDENER)圖書館,它已經和哈佛先生雕像一樣,成為訪客拍攝紀念照片的首選。盡管對于不少哈佛學生而言,除了特別研究之外,這座圖書館的利用效率并不高,學生們更多的是利用網絡和各自的專門圖書館來學習,在博士研究生5年學習期間,有人來這座圖書館不超過5次,更多的是陪同親朋來參觀。一般大學圖書館是越到晚上人越多些,直至燈光與星輝相映,而這座圖書館卻象是政府機關,到了下午5點,鈴聲響起,開始逐客,沒有及時離開的人,正門已經關閉,只能走后門出去。但是,這里仍然被當作哈佛的一個地標,總是人群涌動。 在哈佛大學第365屆畢業典禮上,迎接著圖片里這些手舉旗幟的博士畢業生的,是一份有著鮮紅色護封的學位畢業證書,證書右上角貼的白條,是畢業生的名字和專業名稱。有趣的是,可能有不少學生看不太懂自己手里證書上的文字內容,因為那是拉丁文。“拉丁”一詞似乎與歐美學術界教育界關系很深,哈佛的校訓據說是用拉丁文書寫的,而僅波士頓一地,一所不斷為哈佛提供新生生源的學校,也叫作拉丁學校。在波士頓紅線地鐵哈佛這一站不遠處,有一個COOP商店,它與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有合作關系,銷售標有大學品牌的授權產品,比如這兩個標有哈佛父母印記的水杯。持有哈佛大學學生證的學生,在此店購買服裝可以獲得85折的優惠。
波士頓交響樂團:從麻省理工學院的一扇窗戶,遠望查爾斯河和波士頓市區。說一扇窗隔開兩個世界,也許并不夸張,連波士頓旅游“鴨子船”上的司機當游船臨近哈佛與麻省理工時都說:對世界上一些最優秀的大腦的教育都在這里。市中心有一座劇場,是著名的波士頓交響樂團所在地。1979年3月,曾在北京首都體育館觀看了這支著名樂團的演出。時年30多歲、出生于中國沈陽的日裔指揮家小澤征爾指揮樂團演奏了《幻想交響曲》、《第六交響曲》、《一個美國人在巴黎》、《降E大調第一鋼琴協奏曲》等中外曲目,還有中國琵琶演奏家劉徳海擔任獨奏的協奏曲《草原小姐妹》。(同一題材的電影、圖書等作品都名為《草原英雄小姐妹》,改為音樂作品后,不知為什么少了“英雄”二字)據說這是中美建交以來第一次重要的文藝訪問。現在,當年的那張節目單仍然是音樂愛好者們的珍藏品。
黃石公園:從波士頓起飛兩個多小時前往芝加哥,再飛三小時多轉往鹽湖城,然后駕車六小時,到達目的地黃石公園,飛行途經五大湖區。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到晚上近九點,仍然夕陽余輝。十五號公路轉二十號公路,時速一百至一百五十公里,一路向東北方,陽光在左,地平線橫亙無限,牧場山脈村落牛群,遠離大海,擁抱群山,融入原始的地質年代里。
在懷俄明州西北部,大提頓國家公園與黃石公園相鄰,雖然知名度不如后者,但它的風景完全是另一種奇妙風格。這是從公園內一座小教堂窗口望出去的畫面,冰山在望,原野在望。那一刻,時間悠遠深遂,聽的見大地低吟。
從狼堡到伊斯坦布爾
在德累斯頓:走近一座劇院,這是城市隨處可見的古典建筑之一。然而,與布拉格等歐洲老城的不同之處,德累斯頓其實已經是一座"修舊如舊”的“新城”:在“二戰"的戰火中,原來的德累斯頓已經毀掉,今天城市的建筑,都是在1945年之后,用廢墟里找到的磚石等材料,重建而成。想想當時的納粹空軍是怎么殘暴的毀壞別人的城市,想想鹿特丹、想想考文垂,于是懲罰降臨到了德累斯頓。而當和平年代來臨,一切都變了樣,正是當年美軍轟炸機投彈瞄準手的后人,為這城市重建落下奠基石。冬天陽光下,易北河流過城市,71年前,蘇聯紅軍與美國士兵在那里會師,這條河從此被記入史冊,盡管它河面不寬,水流也不算深。
在狼堡:新年將至,又到大眾汽車城,一片圣誕前夜的氣氛。從各處展館到交車透明塔樓,從中央運河到大眾工廠和麗茲卡爾頓酒店,似乎景物依舊,而在參觀者視線看不到的地方,許多變化巳經開始。正象大眾工廠最具視覺沖擊力和年代感的4個煙囪,如同歲月前進的路標,特別是最左側的那一個煙囪,經歷了“二戰”盟軍飛機的轟炸,至今不倒的外墻上,仍然可以找尋到彈痕,它們與一輛輛展車一起,代表了過去的輝煌,而狼堡內的汽車領袖們,早已開始將這里塑造成未來之城。
在慕尼黑:陰雨里,郊外山上,沿著連接修道院的崎嶇山路,走過一隊年輕的德國軍人。旁邊是一座啤酒廠和一個啤酒館,鐘樓在更遠處。從慕尼黑沿96號高速公路,再轉美麗的17號鄉村公路,行程約100公里,到達阿爾卑斯山間的新天鵝堡。馬蹄踏響,窗戶打開,云散日出,山峰與湖泊環抱,傳奇與往事重現,山峰、古堡、宗教、皇族、財富、秘聞……在距離楚格峰并不遠的地方,隨風而去。
在姆拉達?博萊斯拉夫:距離布拉格幾十公里外的這座小城,是斯柯達汽車公司的全球總部,從公司這座百年老樓的窗口望出去,外面的員工滑冰場上是閃動的年輕人,而更遠的地方,在中國、印度、俄羅斯的城市里,斯柯達的工廠正在分秒必爭,與老樓墻上的掛表同步前進。公司的領導者迎接著來訪者, 從遠大的發展前景,到即將在2017年4、5月于中國上市的柯迪亞克SUV新車,以舉世聞名的捷克冰球作比喻,這是斯柯達在SUV賽場上,擊出的強力一桿!在同一座樓內的斯柯達博物館內,公司創辦人的塑像、最初的那一輛自行車、各個歷史時期的經典產品,向著今天斯柯達事業的繼承人們,投來先賢們穿越百年的注視目光。而恰恰是這一組中國的訪問者,就在12月6日這一天,也伴著好消息與紛紛小雪到來:這一天,斯柯達肩負重任的SUV柯迪亞克KODIAQ,榮獲了著名的歐洲《汽車測試報告》大獎,今年還是斯柯達公司創立121周年,借用人們列隊前進喊口令的節奏,“121、121……”,斯柯達方陣再向前。你好,斯柯達,圣誕快樂!
在伊斯坦布爾:陽光下的風景,既有歐亞大陸橋、博斯普魯斯海峽這樣的地理座標,還有奧斯曼帝國、君士坦丁堡等歷史遺跡后面的遼闊的長卷。僅僅只是在金角灣一個歺廳吃頓午飯,因為窗外的背景,恰是分開歐亞大陸的天際線,讓人們吃著土耳其烤肉,卻多了一種情懷。人們在伊斯坦布爾,四處遠望,這一刻你想讓自己心胸狹隘都做不到,想想吧,經緯線從伊斯坦布爾輻射向歐亞兩大洲,它的“詩與遠方”向著地中海、黑海、瓦爾瓦拉海和愛琴海,它的最普通不過的歷史回憶中,常常涌現出十字軍東征、共和國之父和羅馬帝國的章節。站在距第一座歐亞大陸橋“715大橋”盡可能近的地方,看海浪濺起,逆光奪目,高高的跨海大橋上,車輪在海鷗的翅膀上駛去駛來,大洲穿越;站在海峽邊皇宮的大門口眺望博斯普魯斯的海峽與橋,想像著蘇丹帝國的早晨與落日。王朝在更替,僅剩下的幾十公里的城墻落敗蒼桑,從帝國向共和國皇宮的主人在變化,或許不變的,是清真寺里百年傳承的禱告聲,更有大海的共鳴。
少年曾與你相識
提到儒勒?凡爾納的名字,許多人會首先想到《海底兩萬里》和《神秘島》這兩本書,想到曾經感動過自己的少年讀書時光,想到當年泛黃的紙頁里展示出的夢幻世界!正是因為有了這個人和他的書,那一代中國孩子的少年,從此擁有了精神制高點。今天人們在網上說著“征途”和“星辰大海”,那時的人們則說《青春萬歲》、《百煉成鋼》,說《乘風破浪》,說《工作著是美麗的》,更不用說還有《格蘭特船長的兒女》、《氣球上的五星期》和《地心游記》了。一本本中外文學作品的名字,代表了那時人們文化夢想的最遠邊疆。
葉夫圖申科與周正
新聞報道說,蘇聯著名詩人葉夫圖申科逝世了。對于中國那一代曾喜歡詩歌的年輕人,葉夫圖申科的名氣,幾乎與普希金和馬雅可夫斯基齊名,雖然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他的詩集在國內很難見到。在1969年中蘇發生珍寶島邊境事件時,他曾就此寫過抒情詩《在烏蘇里江鮮紅的雪地上》。報道中說葉夫圖申科是俄羅斯詩人,其實他既不是什么俄羅斯詩人,也不是什么“前蘇聯”詩人,他真的只是一個蘇聯詩人。葉夫圖申科生活在蘇聯的鼎盛時期,他的詩歌與蘇聯的T62坦克和米格25戰斗機一樣,是一種特殊的武器。
不久又聞聽,北京人藝著名演員周正去世。上世紀八十年代,從北京廣播學院畢業分配到北京電視臺新聞部當記者,曾經到人藝宣傳部門聯系,采訪了長年照顧癱瘓在床的妻子的周正先生。當時,在北京西四磚塔胡同周先生的家里,我們拍攝了即時生活場景,編輯成新聞片在北京新聞節目里播出。后來,還和廣播學院的同學登門再次釆訪周先生,寫成訪問記,發表在工人出版社的一本雜志上。 當時接觸過的不少知名人士陸續遠去,今天又是周先生。在北京電視臺工作的那幾年,雖然郁悶,但從積極的方面說,那個時候單位人少,年輕人主動尋找的機會自然多些,確實也接觸到了形形色色各類單位各類人士,有科研機構、有工礦企業、有人民解放軍部隊和機關、有文藝界和知名人士、有中央和北京市地方政府部門、有體育界明星,等等。在那個地方電視臺生存空間相對狹窄的年代,與自己的采訪小組的朋友們,北到北大荒,南到北部灣,西到黃河上游,東到舟山群島,也算不負歲月。此時,想到周先生,又想起31年前,在黑龍江攝制“紀念知識青年扎根北大荒農場30周年”專題片時,與朗誦家殷之光、年輕詩人顧城和江河等人,在烏蘇里江邊的同路之旅。
黃植誠少校和嘹亮軍歌
到空軍一位朋友家做客,說到了當年著名的黃植誠少校,他駕機飛到大陸后,加入了人民解放軍空軍。這位朋友的父親,當時正擔任空軍政治部的領導,他主持了黃植誠入伍歡迎儀式。當時黃植誠面對上級領導舉手敬禮,用的是習慣了的美國揮手式軍禮,引起大家善意的笑聲。
聽朋友講,海空軍之間文化活動的競爭很有意思:空軍有《我愛祖國的藍天》,海軍有《我愛這藍色的海洋》;海軍有《紅珊瑚》,空軍有《江姐》。有兩首部隊歌曲,歌名都是以“我愛”開頭,一首是來自海軍的《我愛這藍色的海洋》,一首是來自空軍的《我愛祖國的藍天》,這兩首歌都很好聽,各有各的粉絲。好歌曲的生命力,超過文工團的建制存在期。上世紀八十年代,鐵道兵整建制撤編后多年,許多人還會提到那首同樣好聽的歌曲《鐵道兵戰士志在四方》。不久前,電視臺播出多集紀錄片《永遠的鐵道兵》,這首歌在30年后,再次傳唱:“背上了行裝扛起了槍,滿懷豪情斗志昂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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