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立彪

腌酸菜用腳踩、木薯粉冒充紅薯粉、火腿腸車間臟亂差……近期曝光的一系列食品安全相關事件引發人們擔憂。不少人認為，我國目前食品安全環境之所以不盡如人意，根本原因是食品安全違法成本較低。而要保障人們“舌尖上的安全”，提高違法成本是關鍵。

關于加大打擊食品安全領域違法犯罪力度，提高違法成本，全國政協委員、合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洪明基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英國，食品安全違法者最高可被判處無上限罰款或兩年監禁；在韓國，食品安全違法行為責任人可被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及巨額罰款。而在我國，食品安全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較輕。他建議，應上調對食品安全違法行為處罰金額上限，將違法成本提高50倍~100倍。

洪明基大幅提高食品安全違法成本所寄望達到的，其實就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所說的目的——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張軍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作工作報告時表示，食藥安全底線不能觸碰，要探索危害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讓違法者“痛到不敢再犯”。

事實上，對于重典整治食品安全問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業界早已達成共識。近些年，我國著力完善食品安全相關法律法規，加大食品行業市場治理力度，食品安全環境得到明顯改善，這在一定程度上有賴于施重典、出重拳，對違法犯罪行為嚴懲重處。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食品行業市場變得更為復雜，不僅產生許多新問題，一些舊問題也會反復出現，食品安全違法犯罪并未從根本上得到遏制。

我們知道，法律責任分為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3種。就我國目前情況看，刑事處罰的立案標準較高，違法行為人承擔刑責的案例并不多。民事責任中雖然規定了連帶賠償、懲罰性賠償等內容，但現實中被侵權人通過司法途徑訴求讓違法者承擔民事責任的渠道并不順暢，意圖通過賠償條款獲利的“職業打假人”法律地位一直得不到認可，懲罰性賠償的實踐作用不明顯。在食品安全領域違法行為人更多是受到行政處罰。不過，按照我國現行食品安全相關法律規定，處罰力度尚顯不足。如《食品安全法》規定，違法生產經營食品、食品添加劑貨值金額不足1萬元的，處5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款；貨值金額1萬元以上的，處貨值金額10倍以上20倍以下罰款。這樣的處罰相對于違法收益而言，力度并不算大，對違法行為的警示作用有限。

若法律缺乏威懾力，不法商家為了獲取更大利益則不憚于觸碰法律紅線，而其他眼紅的商家也會鋌而走險，加入違法行列中。面對這種情況，加大對違法行為的懲處力度，最大限度地提高違法成本，是必然之舉。在現行法律框架內，檢察機關積極作為，開展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發揮懲罰性賠償條款的作用，無疑是非常有效的辦法。檢察機關擁有法定的調查權，可以很好地解決調查取證和舉證難問題，大幅度降低司法成本，保護弱勢群體利益。例如，2020年4月，四川省犍為縣人民法院對某火鍋店使用“地溝油”案作出判決，火鍋店老板雷某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并處支付懲罰性賠償款近450萬元。

這一案例頗具示范效應。刑事加民事的嚴厲懲罰，足以讓違法者“痛到不敢再犯”。它也警示試圖效仿者，在食品安全的圍墻上，確實有一條通了電的“高壓線”，千萬不要懷揣僥幸觸碰。當然，要讓公益訴訟的威懾力和社會效益更充分地發揮出來，還得繼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既要進一步擴大公益訴訟主體的范疇，也要通過相應的配套制度設計，保障受害消費者從賠償金中獲取應得的救濟份額，能夠一攬子解決消費者私益訴訟的訴求。

司法的更大威力，在于民眾積極用法。因此，在發揮公益訴訟作用的同時，還應為普通消費者創造訴訟條件，通過建立公民食品安全訴訟制度，鼓勵消費者依法對食品安全問題提起訴訟，并降低司法維權門檻，保障消費者的訴訟權和索賠權。只有讓違法者“痛到不敢再犯”，同時讓權益受損的消費者獲得補償，增加其維權積極性，雙向發力，才能從根本上遏制食品安全違法犯罪。

《中國質量報》【觀察家】